本文摘自牛军著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作者采取案例分析的方法，围绕从1945年起至1955年的重大事件——中苏同盟的缘起、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抗法、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整合史实，详细分析了冷战进程与中共外交、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同时，领导人的个性、性情、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及对利益的追求，都对国际格局的形成产生影响，展现了一项外交政策形成背后的多重原因和一项外交政策形成后的多重影响。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兼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特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 Cold War History 杂志编委，《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副主编。出版著作包括：《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同床异梦：美国的欧洲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正是通过在毗邻的三个半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1950年3月至1954年7月的“援越抗法”、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1962年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奠定了中国在东亚的地区强国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百年来的积贫积弱的形象。从冷战与中国外交互动的过程看，这些在亚洲毗邻中国的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都有冷战美苏对抗的背景；那些重大决策的过程表明，中国领导人最初几乎都没有将它们看作地区冲突。他们当时将中国同这个地区各国家的双边问题等，都同冷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全球性思考、战略设想及战略选择联系在一起，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发生在中国革命方才奠定胜局和新中国方才选择了同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的阶段，这导致了两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中包含了大量中国领导人对冷战下的世界政治之本质的理解，对这个时期的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产生超出中国边界的更大影响的期待，等等。
此外，中共领导人在取得了全国政权后，他们逐步形成并通过外交行为展示的战略思想和原则中，的确有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这些考虑指导或规范着中国针对亚洲不同地区的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在本书涉及的年代里，这种思想更多地同他们在冷战初期独特的战略思考和选择纠结在一起，从而也就更加难以被识别。他们的国家安全观在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同革命运动的理论紧密相关，革命同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与根本性的区别以及何者应被置于战略优先等，是在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展开过程中逐步被厘清的，而且很难说当时就有了清楚的结论。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Edger P Snow)历尽艰难后终于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的保安，然后住了四个月。斯诺说，那时毛泽东十分重视他的访问，会“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他长谈。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92页。斯诺后来发表了那些访谈记录，它们成为珍贵的、有些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记载着毛泽东一些鲜为人知的思考。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毛泽东在谈到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时说，一本小册子对他青年时代“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这件事有特别重要的影响。然后他背诵了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当时还能清楚地记得那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他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1—112页。以今日之国家观念评价，除了台湾地区之外，毛泽东提到的那几个国家其实与中国的兴亡并无那么大的关系，最多算是“周边形势恶化”一类。但以当年的情形和毛泽东回忆的内在逻辑，在他心目中的中国还是更近似于王朝的“天下”，所以才有了朝贡体系的崩溃便是“国家将亡”的逻辑。
毛泽东自认为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后，在正式的理论论述中是坚持用阶级论来解读国家的性质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所以对斯诺的这类谈话显得十分独特。不过这仍然很重要，因为毛泽东是在有意识地向斯诺证明，他是一位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者。斯诺到保安来就是为了要搞清楚，中共领导人“不过是莫斯科的工具”，还是“主要是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页。毛泽东面对一位美国记者时，充分展示了一位革命的爱国者形象。他畅谈青少年时代便存于心中并从不曾忘怀的中国大地，并袒露了心忧“天下”的情怀和要为之完全解放而奋斗的远大志向。
中共建党后，中共领导人深受列宁和共产国际有关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影响。在列宁等的观念中，世界的各个部分依据几个基本概念设定了界限，如以阶级为界限将人群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按照压迫与被压迫来划分不同民族；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及以政策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为依据划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这套理论最终转化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时，简单地说，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们成了同盟军。参阅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70—276页。这就是列宁主义世界政治的基本图景和基本结构。在这种几经划分的基础上，不同的政治集团将形成不同的认同，以及同一个政治集团也会有几种不同层次的认同。
在共产国际早期的政治话语中，有一个“东方”的概念。这个“东方”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地理上包括亚洲地区，主要是指现在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当时中共领导人统称其为“东亚”；政治上则是指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参阅《共产国际第四次全国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1922年11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教学参考资料》上册，1985年印刷，第23—24页。中国就是这个“东方”的一部分。关于“东方”的这套论述塑造了中共领导人的一种特殊的认同，即他们认为中共既属于国际共运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更具体地说则属于东亚(后来扩展到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东亚”构成了他们心中仅次于国际共运的认同，也是一种特殊的地区认同，因为他们认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是东亚地区政治中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共二大《宣言》这样描绘了东亚地区政治的这幅图景：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人民死于英国资本家的爪牙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担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5(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01页。这段描述是有意义的，因为这里的“东方”同很多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心中的“天下”在很大部分上是重合的。这使得中共领导人更为关注东亚地区的发展，对邻近国家的革命运动和命运有了更多的认同和义务感。历史的、地理的和近代经历的痛苦等，使中共领导人心目中实际上将东亚视为一个“革命共同体”。中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部分，并且地位更为“特殊”，即那里的人民受害、受压迫最严重，反抗和革命也就最猛烈，自然也就最有典型意义。当然，国家规模超大也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因为在国内战争中的处境，中共领导人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再提到“东亚”这个概念，也很少提到这个地区的那些国家。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给予比较多的关注，但这方面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美、英、苏等大国和欧洲的、太平洋的战争，他们间或会提到印度人民、朝鲜人民，也仅此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抗战后期被当成世界“四强”之一，同样会激发中共领导人的大国意识，就像其他很多中国人一样。这也是导致中国领导人更关心大国政治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并不能说“东亚共同体”的想象已经从中共领导人的心中完全蒸发了。随着中国形势的巨变，它会时不时地自然流露出来。
1945年8月10—11日，苏联红军宣布参战并进攻东北后，中共中央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布了受降和向各地进军的七个命令。其中第六号命令要求在华北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率部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军，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朱德：《延安总部命令第六号》，1945年8月11日，《解放日报》1945年8月12日。这个听上去好像无法落实的命令实际上流露着一种发自心底的天然关怀。8月29日和30日，《解放日报》连续载文祝贺朝鲜解放，文章说“我们中华民族将诚挚地欢迎一新邻邦的出现而和她继续合作”。廖今文：《三十五年的枷锁打碎了》，《解放日报》1945年8月29日、30日。
1947年12月，就在中共中央下决心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告诉与会者，要准备向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提供援助。他说越南的保大(Bao Dai)投靠法国，胡志明(Hu Chi Minh)丢了主要阵地还没有了军火，正在乡村打游击，只有中共“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谈话》。1949年1月，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谈到对外政策时，周恩来提醒与会的同事们，在思考苏联和美国分别领导的两大阵线时，还要注意有个东南亚“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问题”。《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九年一月会议记录》。随着中国革命运动走向全国胜利，中共领导人内心的地区关怀日益显露。
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动是推动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夏季开始认真思考东亚地区革命问题的重要因素。美苏冷战在欧洲达到高潮之后，斯大林在应付中欧、东欧地区层出不穷的危机的同时，开始更积极地推动和援助亚洲的革命运动。苏共中央从1947年夏季以后十分重视推动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党的有关机构最初很关心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以及越南共产党，那些领导人曾经希望能帮助印尼共产党担当这个地区革命运动的旗手。Larisa Efimof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0(3)， October 2009, pp 449-469.他们还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让印度共产党担当亚洲的领导。〔美〕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的冷战与苏联的安全观》，郭懋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但是，斯大林最终还是确定中共为东亚的地区革命中心，因为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等看上去在国内还成不了气候，而且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革命激情和对这个地区的号召力。反之，中共正在发起战略反攻并有可能取得全国政权。特别是中共领导人表现出愿意接受斯大林的领导，尽管还有些可疑。斯大林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一直在怀疑毛泽东可能是亚洲的铁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怀疑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虽然毛泽东后来同苏联反目的理由与铁托不尽相同。但是，斯大林还是决心努力将中共团结到苏联的阵营里。1948年5月，斯大林告诉即将前往中国东北的科瓦廖夫他的想法，即只要中苏两党“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苏〕N B 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
1949年初，米高扬在访问西柏坡期间，向中共中央非常清楚地转达了斯大林的上述意图。米高扬在强调中国革命的亚洲意义时是不吝辞藻的，他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米高扬用布尔什维克经典的论证方式问毛泽东等：“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这当然不对。”他随后询问“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是否有可能，毛泽东说他还没想清楚这个问题。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毛泽东自然表示同意，并说要争取“尽早成立”。他说“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紧密些，同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然后他们还讨论了具体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希望在中共军队占领华南并等局势稳定后再讨论。《米高扬与毛泽东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2月3日，存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资料室，No 16471。此后毛泽东的确同斯大林探讨过组建共产党东亚国家局。这是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引致的一个重大的事态，其关键是为中共领导人建构了一种新的认同，使他们相信从此要承担起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历史责任，这对后来中国的东亚地区政策带来了极为重大和长远的影响。
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之间至少谈论过中共在东亚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这时是相当谨慎的，这同他的主要思考是一致的，因为他刚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很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20世纪可比肩于俄国十月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不过他不赞成王明将他的思想定义为“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他提出了这样几个理由：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域宽阔，这样定义好像“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第二，如果有的国家不听中国的，“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第三，“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他认为还“不要把毛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主要是因为中共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60—261页。毛泽东这时还是谦虚的，不过他列举的理由中并没有否认中国革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地位的逻辑。
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亲自阐述了对中共成为东亚革命运动中心的希望。他明显地突出了东亚和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向刘少奇描述了一个世界革命的中心不断从西方向东移动的历史过程，即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从欧洲“移到东方”即俄罗斯，“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他说中共有“很高的地位”，因此“责任更大了”。会谈中，高岗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国家有两个重要的不同，一是“中国是一个长期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同东欧不同。他建议组织一个“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因为“在东亚各国有许多情形是和中国相同的”，即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东亚是有普遍意义的，苏联也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斯大林谈话》，1949年7月27日。可以肯定，斯大林这样的评价会极大地强化中共领导人对东亚地区革命的认同和责任感，他们看来是乐于接受这种使命的，虽然他们在取得和巩固全国政权之前还不准备采取重大行动。当时，至少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经开始从东亚革命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刘少奇专门就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给斯大林写过一个报告，提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已经是或早晚将是武装的游击战争”，在城市应采取“不作声息”的策略。他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判断是“根据中国的经验”。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1949年8月14日，第51页。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共领导人公开宣布，他们是愿意承担亚洲革命领导者的义务的。新中国成立仅45天，亚洲和澳洲工会会议就在北京召开了。刘少奇担任这个会议主席团的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豪迈地宣布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有普遍性的。他说：“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毛泽东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60—161页。这次会议通过了很多个决议，最重要的是决定建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刘少奇发表讲话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意味着他们“所担负的责任也就大大地加重了”，“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而且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6—177页。这次大会对于新中国外交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刘少奇的两篇讲话逻辑清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地区认同、角色理解和对支援地区革命的相当明确的义务感。事实上，他们首先碰到的选择就是在东亚地区的印度支那半岛和朝鲜半岛的军事介入。
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和中苏结盟无疑对中国领导人推行一项更积极的东亚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毛泽东在莫斯科是同斯大林谈过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的。1950年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从莫斯科回到北京。10天后的3月14日，刘少奇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有关支援东亚革命的党内指示。这种时间上的连接绝不可能只是巧合，它表明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的内容和就东亚政策达成了哪些共识。刘少奇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中共应给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等“兄弟般的帮助”，“详细的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不能表现出“冷淡和骄傲”。《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45页。这是中苏结盟严重影响新中国东亚政策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中共领导人终于决定承担东亚革命中心的重任。
显然，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对境外尤其是东亚毗邻地区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这种关注和支持可以简称为“外张力”，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新中国领导人相信，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尤其是中国革命在如此广袤的东亚中心地带取得堪称惊人的胜利，其经验必定具有普遍的意义，更何况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都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4—37页；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30—135页。另外，中苏同盟的形成和周边形势的一些变化，也强化了他们对境外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影响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一个时期，这种“外张力”并没有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也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向性”。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一种连续性的，这种连续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即中国的对外政策经常是依据国内政治议程制定的，并经常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反映了中国历史的长期积淀，从19世纪中叶有近代外交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种“内向”同中国幅员广大有天然的联系，随着中共在内战后期控制的版图越来越大，它的影响也就越来越明显。（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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